(本文作者 王洺)

    在上海环卫系统中有一位被广为传说是七十年代的“环卫劳模”人物，上了年纪的人可能熟悉他，随着行业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许多人已经不了解他了。他，就是尹学尧。他是一位从扫马路成为文化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位从工人到当干部、当记者而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由于出自行业的关系，他对城市管理特别是市容环境卫生有着特殊的感情。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宣传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文化，本刊对他做了一次专题采访。数十年脱离了手持大扫帚的尹学尧，高兴地接受了专访。
    在《新民晚报》31楼，笔者见到了尹学尧。他刚从《新民晚报》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现在是新民晚报《上海地产》的主编。他热情随和，同笔者一见如故，谈起话来直扑主题。于是我们开始了近2小时的轻松访谈。
笔者：在上海环卫系统中有人说您是七十年代上海环卫的“劳模”。数十年过去了，大家还都非常想念您，很想知道您是怎样从干环卫到干新闻、当领导的？也都十分想了解您与环卫难以割舍的情结。
    尹学尧：我是1964年14岁时顶替71岁的祖父进普陀区清管站扫马路的，我的父亲在解放前也是扫马路的，我是典型的“一家祖孙三代扫马路”的人。
    我小时候读书的成绩不错，语文、数学、外语的成绩在班级里都名列前茅。在初一考完试升初二时，我的祖父退休了。家里让我顶替，于是就办理了退学手续。说实话，老师们都为我很惋惜。
    进了单位后，我就开始了扫马路生涯，一口气就扫了6年。后来，倒马桶、运垃圾也都干过。直到1970年开始半脱产，第二年6月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由于我们在开展青年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1972年在普陀区团代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我还被选为团区委常委。1973年，随着人员的增多，普陀区清管站成立了党总支和团总支，我担任了党总支副书记、团总支书记。同年初，我还被选团市委委员，后来调普陀区团委工作。从我的履历看，我是一个一直做青年工作的团干部。有人说我是环卫劳模，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当过劳模。如果大家能熟悉我的话，我想恐怕是有几件事情的缘故吧。
    一件事，是1972年8月18日，当时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长篇通讯，标题叫做《知识青年志气大 甘为革命推粪车》，还配发了《抓不抓青年教育是路线问题》的社论。这两篇稿件占据了整个第一版。文汇报用一个版宣传一个基层单位，极其罕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文章，上海电视台也拍了新闻片连续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专门来上海搞了录音通讯。这样大张旗鼓宣传后，先后有300多个党团组织到我们单位来学习取经，最远的来自内蒙古的包头市，可见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以前在清管站里很少有青年人，我进单位时，800多人的单位青年人才20来个。1971年10月，我们分到了24位中学生。要青年人去推粪车、扫马路，他们想不通，也不愿意。准时来报到的只有13个人，还戏称自己是分到了567保密厂（扫垃圾谐音）。我当时担任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一班人就上门做思想工作。有些人家连门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就坚持站在人家门口说话。1972年和1973年，每年分配到100位中学生，一下子壮大了青年人的队伍。200多号青年人，我们坚持每家都去家访，有的还去过多次。有一次我大年夜值班后，第二天也不休息，节假日的4天中走访了44位青年的家。由于许多工作都是我们自己直接做的，所以心里都有一本账，连他们住在几弄几号，甚至是几支弄，他们父母的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我都能随口报出来。可见我们当时做工作还是很细致的。
    第二件事，是在参加上海市第六次团代会时，我担任地区大组的大组长。我发现10个区的代表来自各个单位，但各个区均不约而同地选出了清管站的代表，体现了对清洁工人的重视。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将11位清洁工人代表（杨浦区2人）集中起来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畅谈了各自的成长经历以及从事清洁工作的感受。团代会为此还专门发了一期《简报》。
    第三件事，就是1973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上海环卫系统中唯一的代表。那年我才23岁，是上海60名十大代表中年龄第二个小的（另一位为22岁半）。
    在“十大”中，每个人的座位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我被排在5排2座（没有1排2排），近距离地正对着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见到了许多著名人士。周恩来总理还在会议中间来到上海代表团，第一个就和我亲切交谈。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人，他超凡的记忆力更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我见到王海容时，我对她说：“请你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转达上海21800名清洁工人的问好，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她连声说好。
    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邓颖超又来看望上海代表。她和每一位女代表谈过话后，时间已过了12时30分。但男代表一个没谈过，大家心有不甘。这时有人提议，男代表谈老中青3个人。当时我正好站在邓颖超坐着的沙发旁边。于是我作为青年的代表首先谈话。邓颖超拉着我的手要我和她坐在一起，结果，我就坐在沙发扶手上。她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听说我是清洁工人的代表，她深情地对我说，你祖父在上海倒马桶的时候，我正在上海在刷马桶。接着，她向我们回顾了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亲切随和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表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清洁工人的关怀。
    我想，这些事情，一定被老同志或者一些当年进环卫的青年人所熟知，特别是其中有些人，如今已走上环卫工作的领导岗位，因为当年他们就是在我任职时进环卫的。
    笔者：呵！原来，人们的传说不是没有道理，你在行业中和当时的青年人群中的确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说明，你在人们心目中的确与环卫有缘。
    尹学尧：我想，我同环卫的确有缘，有次在市委宣传党校学习时，主持人要大家用一句话介绍自己的履历，我的介绍词是：“我是一个从写大字到写小字的人。”写大字，就是扫马路，写天地文章；写小字，就是写新闻，登在报纸上。
    刚工作那些年，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些老阿姨、老工人没有文化，工间休息时，他们往往是结结绒线、逛逛商店，甚至是说说下流话。但是  我认为年轻人不能这样混，靠混是混不出什么名堂的。所以，我在工作休息时，经常是在马路的上街沿或商店的门口，坐在扫帚柄上，利用膝盖写些稿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在1971年成了解放日　报的通讯员。
    1974年，我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还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但我没有忘记老本行，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每隔几个星期就回普陀区参加扫马路、倒马桶。1975年10月1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播放了采访我的录音通讯。复旦大学也将我在曹阳电影院门口脚踏扫路车的镜头在宣传栏中张贴，后来这张照片也成为新华社对外宣传图片“锦绣中华”的人物之一。有一次还闹过笑话，一位认识我的人看到我在扫马路不敢叫我，他误以为我犯了错误又被赶了回来。
    1979年4月《青年报》筹备复刊，我调去当了记者。由于在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结果在1983年11月，共和国解放33年来第一次评比中，我成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后来，又从中评出50人作为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我又入选，也是上海入选3人中年龄最小的，名字还登上了《人民日报》。
    在《青年报》做了八九年后，我到《上海老年报》任副总编和党支部书记，1992年又调到《新民晚报》任群工部主任、专刊部主任，1996年任《新民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为香港回归的报道做准备。从深圳回来后，根据工作需要，我离开了采编第一线，担任了纪委副书记。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些年来，我在新闻宣传上也不忘宣传城市管理、市容环卫，用我的笔去写环卫工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清洁工人中有一句话，叫做“一人脏，万人净”，我后来将清洁工人的思想境界概括为“不怕大糞臭，就怕思想脏”，还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小言论刊登在1972年的《文汇报》上。第二年这篇文章被收入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小评论》选。我在《青年报》工作时，了解到普陀区清管站的王成喜在成长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写了一篇《他收到了11封表扬信》的小通讯，登在《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他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前几年，普陀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张成龙一心为市容倒在了岗位上，很为他英年早逝惋惜，便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呼吁各级领导要关心爱护环卫干部。
    可是，对环卫我还有一笔还不了的账，那是一件未能完成的宣传与环卫有情缘的革命者的故事。
    1979年，我在《青年报》时，采访过张琼同志，她可是一位革命的老前辈。她和杨开慧、何葆珍是同学，又是最要好的姐妹，她是在毛主席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她出身于大户人家，连家中用的马桶都是镀了金的。上海解放前几年，她在杨浦区那里倒过马桶。当时有人劝她戴个口罩，里面放块手帕，再洒上些香水。但她说，那还搞什么革命。我听她说了后，当即建议她和杨浦区清管站的青年人见面谈谈当年的情况，对青年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她一口答应下来。正巧的是，当年朱逢博在上海之春上首次唱了“美丽的心灵”，我一想，如果在张琼同青年人回忆往事时，朱逢博到现场唱歌颂清洁工人的歌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一切停当后，我又找到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王子瑾，告诉她这样一个新闻线索，她一听当即叫好。同时，我同肥料公司团委也作了沟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可惜，此时的张琼却因身体不好住院，再也没有出来。一场策划好的活动就此流产了。至今想起来，都十分可惜。
    笔者：听了你对人生的归纳和对行业之缘，我很受教育。的确，不论过去和现在，人们对环卫的认识仍然有差距。“没文化、层次低”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里除了环卫行业自身的提高外，主要是靠每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知识是素质提高的关键。你的“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有力的例证。那么，您认为依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城市市容环境建设管理以及执法中应当怎样推进？或有哪些新的见解？
    尹学尧：知识改变命运，不仅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行业。过去是说“扫马路”，现在是说“城市保洁”。过去要靠扫帚，现在是用扫路车。机械化了，现代化了，“环卫”在社会中的形象也在提高。
    我去过几个国家，对一个城市的环境和卫生有对比的感受，觉得国内外仍有不小的差距。1999年我在洛杉矶工作时，一双旅游鞋我穿了几十天，走过了很多地方。回家后，妻子说“你这双鞋怎么没穿？”看上去仍像新的一样，也难怪她这样说。可是，就是这双鞋在回国后穿了两天，就黑乎乎的了。所以，城市的整洁、环境的优美，交通的通畅等等，体现的是一种国力，是一种国民的素质，是一种发展对我们的考验。
    过去，城市环境的卫生靠清管站，现在搞城市环境卫生的不仅管城市垃圾的清、扫、运，还要管城市的市容，管城市的广告，管城市管理的执法。管理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职责，都变啦。而且，又要人性化的管理，人性化的执法。人们的要求高了，管理的要求就会更加高。
    我曾经对城管队员的“粗暴执法”写过文章抨击，为什么？因为，执法的对象不同呀。还有城市摆摊、设摊经营的问题，这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市民生活求生的现象。我看在美国、荷兰等国家的一些城市中，也有设摊的，关键是管理。管理有难度，但是，要提倡人性化。首要的是要有文化、有知识，这是一种素质上的提高。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上海环卫要做的事有许许多多，“迎世博”、“迎奥运”就是现在要做的事。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应当做的关键是人，是人的素质和人的知识文化。
    笔者：谢谢你在轻松的访谈中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启示，谢谢。

(本文摄影 刘维光)